m6米乐平台注册陶瓷考古学家郑建明：以“产业链”视角透视龙泉窑千年

　　既有精致昂贵到特供上层连龙泉县官也难插手的产品，也有粗朴廉价到可以行销全世界：这就是“龙泉窑”盛名之下，被遮蔽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兼而有之的叙事。

　　“现代工业产业链各个环节的要素，在龙泉窑初显原型：针对高雅文人和市井百姓形成了不同消费人群，以窑场为主体分化出多个生产基地，产业分工化孕育了技术研发中心，打造推出特征明显的瓷器产品（粉青、梅子青），以转运中心、港口、航船构建起覆盖海内外的贸易网”，郑建明说。

　　郑建明以越窑、原始瓷、龙泉窑考古闻名，他主持的浙江“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获 2016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已出版著作《发现秘色瓷》，揭示了越窑高等级瓷器“秘色瓷”的来龙去脉及社会经济大背景。“南宋之后，越窑衰落了，但并没有直接消亡，而是转移到了龙泉窑。龙泉窑续接了越窑的历史地位，并在海内外形成巨大市场规模，已能够看到现代社会分工化的工业体系的影子”，郑建明说。

　　文博时空邀请陶瓷考古领域领军人物之一郑建明教授，以“产业链”现代经济视角，借助多个考古新发现，放下晦涩难懂的陶瓷“鉴宝”术语，穿越回南宋至明“龙泉窑”巅峰时期，讲述“龙泉神话”之下千年运作的细节。

　　宋代市民社会的繁盛，北宋都城汴梁经济百态，见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各行各业的市井百工图；南宋都城临安人口达百万之众，有容纳 300 多个包厢、1000 个服务员的饭店。一次宴席，能上 200 多道菜。

　　农业之外，手工业作坊遍地，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迎来前所未有的盛况。龙泉窑的兴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2022—2023 年，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最新水下考古，发掘出元代晚期的龙泉青瓷 1.7 万余件，是目前出水龙泉窑瓷器最多的一艘古代沉船。

　　2023 年 2 月，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掘出堆积量超过10吨的宋元瓷器，其中龙泉窑瓷器占到90%以上，入选“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龙泉窑瓷器经小船运送，沿着瓯江顺流而下，进入温州港。在温州港口，瓷器装载上这艘民间贸易商船，其中一个中转站在漳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航段和节点——却意外沉没，未能到达目的地东南亚。

　　“经南北海路运输，多段贸易之后，龙泉窑产品流入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诸国的全球市场。”郑建明说，“自南宋到明代早期（13世纪中期到15世纪初），龙泉窑是瓷器海外输出的主力商品，最重要的大宗外贸商品”。

　　著名陶瓷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曾指出，从南宋到明代早期，从各地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统计数据看，龙泉窑产品在外销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均超过半数，其中在环印度洋地区的遗址中一般达到 80-90%，东南亚和东亚地区一般占比在 50-60%。

　　肯尼亚“格迪古城遗址”发掘出的明代早期瓷器共计 296 件，龙泉窑瓷器有 294 件，占比高达 99.32％。

　　畅销海外的龙泉青瓷多是粗朴的日用产品——这符合经济学基本原则。也有例外，经外销渠道在外国王宫有少量高等级瓷器出土，比如朝鲜的高丽王宫遗址；土耳其的最大博物馆“托普卡帕皇宫”以收藏龙泉青瓷而著称。

　　它们基本都是现古学兴起后的发现成果。而那些连县官都难得一见的龙泉窑精品，以另一种记忆形式流存下来。

　　“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说法，无一不是精品瓷器的原产地，它们也成为今天中国人认识古代瓷器的“基本常识”。但是，五大名窑的具体地址至今未能完全解谜。

　　“哥窑”与龙泉窑关系紧密，留下了哥哥章生一、弟弟章生二制瓷，哥哥章生一经营“哥窑”的野史奇谭。在龙泉的安清社殿里，当地窑工供奉着一位郑姓督窑官，还有章氏兄弟。他们成了“瓷器神”的化身。

　　明代典籍里才出现的“五大名窑”之说，是否符合实际不得而知，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宋瓷”时代过去了，但是这种文化记忆保留了下来，明代人形成了一种观念：

　　国家邮政局于 1998 年发行的《中国陶瓷-龙泉窖瓷器》特种邮票 1 套 4 枚，图案分别选取北宋、南宋、元、明时期的青瓷器

　　今日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明代皇家视为宋代“五大名窑”的传世瓷器，其中，带金丝铁线“哥窑”瓷器和有釉色窑变特征的“钧窑”瓷器，经现代瓷器专家鉴定均烧制于元明时期——在当时脱不了“假古董”的色彩。

　　考古揭示的粗朴瓷器行销世界的“俗”，和典籍记载的佳品“哥窑”传说的“雅”——龙泉窑，一个逝去的瓷器神话，留给中国古代陶瓷史两幅面孔。

　　产业链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1958 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正式提出产业链概念，阐释了产业前后向的联系。

　　当以原材料、生产基地、销售市场以及研发中心……从环环紧扣的分工体系来审视龙泉窑，能够看到近一千年前古代中国的产业链实践的雏形，它们或曾出现在多个领域，才托起由宋至明繁盛的市民社会。

　　烧制瓷器，需要质地优良的瓷土、取之不竭的燃料。中国三大陶瓷省份（福建、江西、浙江），占据地利之便。

　　龙泉窑，地处浙江第二大江瓯江上游区域，以龙泉县为主体，是众多窑厂的统称（考古发现有窑址约 160 处）。

　　龙泉窑群山环抱，在山上取土（瓷土）方便。与之对比，同处浙江、历史悠久的越窑，瓷土取自山下的田地。

　　田地的优质瓷土分布相对较少，瓷土供应有枯竭风险。在田地里挖土，要先下掏深、再排水。越窑所在的慈溪一带河网密布，地下水位较高，开发新瓷土成本比较高。

　　其次，有源源不断的燃料做支撑，龙泉窑的规模才得以维持。北方窑口多以煤为燃料，而南方多消耗木材。相比越窑在低山丘陵区，龙泉地处崇山峻岭，拥有得天独厚的燃料资源。

　　龙泉窑内部差异，当时文人已有认识。陆容《菽园杂志》记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口、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

　　大窑生产的“乳浊釉瓷器”，占据了绝对技术高地。评价一款瓷器有两个基本标准，一看造型，二看釉色。

　　“大窑产品是龙泉窑最传统、最鼎盛的代表。”郑建明称，“秉持传统以造型釉色取胜，是儒家中庸审美取向的典范”。

　　郑建明说，“金村产品相对低端一点，但是比东区（质量）做得好，可能和海外市场也有紧密关系。东区产品主打实用，品质粗朴。”

　　“圣杯屿”这艘元代沉船出土的瓷器，学者推断极可能是龙泉窑东区的产品，有一些器型最大、口径达三十多公分的大盘。专家介绍，这种大盘可能和西亚、中东围坐吃饭的习俗有关。

　　龙泉窑南区的精品瓷器，精益求精、不计成本，出现了一批品质极佳、极具文化内涵的产品。很多产品并非日用板块，而是作为香器、茶器、花器。郑建明说，“和文人群体息息相关，这样的市场需要整个社会来培育。这是儒家传统文化达到顶峰才能做到。”

　　南区不直接临江，大规模运输存在困难，销路以国内市场为主。“运输成本增加，只有高附加值产品才能支撑南区窑厂”，郑建明说。

　　东区更加接近水上交通运输线，产品针对平民日用品，主要输出到海外市场。用户需求的导向，决定了龙泉窑的市场格局。

　　“大窑”瓷器，主要以宫廷和上层知识文化精英为消费对象。大窑，成为龙泉窑事实上的“研发中心”。

　　“（东区）不需要研发，你（南区）做什么，我仿一下，然后出去大量的赚钱，并且输出到海外”，郑建明说。

　　平民一般也只能接触到东区或其他地区对龙泉窑的仿制品。仿制龙泉窑、生产“平替”产品，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两广、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以生产外销瓷器为目的窑场。泰国、日本、越南等地也在仿烧，大多粗陋廉价。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东区以及各地仿制品窑厂“轻研发”的增长模式，反噬了龙泉窑的窑业中心“大窑”。

　　到元代之后，曾经的研发中心大窑也开始加入低端市场，“日子太舒服了，怎么弄它都赚钱，已经失去了技术革新创新的动力，结果自己把自己搞死了”，郑建明说。

　　龙泉窑行销海内外，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便捷的东部海运线、分布南北的港口、中转站，组成了一个发达的交通贸易网，编织起“天下龙泉”的名声。

　　郑建明说，“尽管在南宋至明各个时期出海路线可能不太一样，经瓯江至在温州中转最方便”，此外，宁波（庆元港）、福州（福州港）等也曾是重要的出口港口。

　　作为瓯江的入海口，温州和上游的龙泉窑直通。地处枢纽位置的温州，是宋代 5 个市舶务之一，也是元代7个市舶司（负责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之一。

　　装载龙泉瓷器（主要是东区低质平价产品）的航船，出温州港口。此后，到泉州、到广州等地。广州是外商来中国订货至为重要的落脚点。

　　出土数量众多龙泉瓷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也是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在港口也发现了两个宋代古沉船，有助于再现海港城市货运集散的场景。

　　宋元之际，推动国内最大宗商品龙泉窑产品出口；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先行一步，成为市场经济的主推手。

　　太仓港，就是古代大名鼎鼎的“刘家港”，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今天的太仓，以全国最大的普通木材进口港而知名。

　　作为一处瓷器贸易集散地、海运起点，元朝廷曾建立在此建立高规格管理机构。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温台等沿海地区、以及日本、琉球、高丽、安南等国的商船集结于此。元代已享有“天下第一码头”、“六国码头”之称。

　　太仓港的这批瓷器与韩国新安沉船的出水瓷器，有一定相似性，可见其对北部市场的辐射范围（也有观点认为韩国新安沉船始发地是宁波庆元港）。

　　2016 年 1 月，发现的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发掘提取的瓷片总量 150 余吨，以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片为主，是“目前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

　　有港口，如温州港；有中转基地，如太仓；有航船，如“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这张编织出海运输贸易各要素的网络，推动龙泉瓷走向世界。

　　越窑创烧于东汉。在唐代以前，早期越窑青瓷的制瓷技术一统全国，“全国其他地方的各大窑口，不过是越窑的地方类型。”郑建明说。

　　瓯窑（今浙江）、婺州窑（今浙江）、德清窑（今浙江）、宜兴窑（今江苏）、岳州窑（今湖南）、洪州窑（今江西）、寿州窑（今安徽），全国各大名窑深受影响。

　　南宋早期，宫廷用瓷一度沿用自越窑核心产区上林湖。随着优质瓷土矿的日渐枯竭，引发了越窑千年制瓷史的最大危机。

　　越窑瓷土的颗粒越来越大，只有更加繁复的装饰，才能掩盖带来的瓷器造型上的不足。产品质量急转直下。南宋朝廷决定弃之不用。

　　“你在那里你就活不下去了，要想出路。找出路，就是在沿海交通便利的地方，哪里能烧窑，他一路烧一路扩张。这个过程很清楚。”郑建明说，“所以，我认为越窑到后来的走向不叫衰亡，而是逐渐向龙泉地区转移”。

　　从浙东的宁绍地区转向浙西南的瓯江上游，沿途上虞、余姚、慈溪、宁波、台州、温州等地出现了一批窑口，存在一条痕迹明显的产业转移带。

　　台州黄岩“沙埠窑址遗址群”发掘的 1 条龙窑，长达 72.32 米，是浙江境内发现的最长的宋代龙窑遗址。

　　2024 年 1 月 19 日，作为 2023 年度浙江省唯一申报的考古项目，“台州黄岩沙埠竹家岭窑址”入围了“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

　　最终，大批窑工落脚瓯江上游，新的瓷器产业聚集地诞生了。越窑与龙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