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米乐平台注册村村修史志的早期实践：贺小康的天童村史志编修

　　贺小康原系浙江省宁波市鄞县天童乡文书，是一个具有乡土历史情怀的地方史工作者。20世纪80年代，他曾独力编修3部天童乡史、6部村史、1部厂史，遍及天童乡各村，且首创模版化操作路径，可称为乡村史编修的“天童经验”。它使天童地区的基层书写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实现以乡镇为单位的“村村修史志”理想；亦为今后民间修史提供可行范式；对当代乡村史编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指导价值。

　　前人习惯将镇志、村志合并思考，现在宜将村史村志单列加以专题思考。村志编纂始于清代，现存“清代村志 9种”。加上浙江桐乡《前朱里纪略》，当为10种。“村志 14种”。20世纪50至70年代，曾新创“村史”编纂，现存10种左右。80年代初，随着地方志编修风的兴起，村志编纂复在民间逐步兴起。据2015年的统计，全国的村志为603种。其中，浙江1985至2018年的村志400种，由此可知浙江走在村志编修的前列。笔者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村志有近千种。再加上内刊的村志村史，估计在2000种左右。当代村史志编修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再兴于90年代。目前尚处于个案性编纂实践活动研究，以某一新编村志的报道和评价为主。在史志编修理论研究上，主要对村志编纂的意义与价值、对村志编纂过程和面临问题的研究两类。系统的全国性当代村史志编修史研究，在起步之中。又有一些区域性的村史志编修研究，如广州、浙江、广西。

　　本文重点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村志编修。当时，全国各地均有不少人参与村志编纂。由于这些村志多数没有公开发行，所以外界了解较少。近年有学人关注到80年代的村志编修，仅从相关图书馆中找到10种。显然，实际数量远不止于此，仅浙江就有46种村志出版。浙江的金华、衢州尤其显眼，创造了不少亮点。金华永康的村志“创造性地把家谱与村志结合在一起，编写出《官川村志(1987)》”。衢州江山的《白沙村志(1991)》则开公开出版先河，再版的村志受到时任浙江省委、省会主任习的肯定。

　　笔者近年参与宁波大学与宁波鄞州区东吴镇“大学小镇”项目时，发现原鄞县天童乡(今并入东吴镇)文书贺小康独力编修《天童地方志》及下辖6村的村史及厂史等，共计10部，不在当下的关注之列。为更好地保护乡邦文献遗产，笔者将贺小康全部作品编成《贺小康乡邦文献遗书》，由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影印于世。

　　细究贺小康地方志编修，有三个特点：一是编纂时间早，20世纪70年末至80年代初就已开始，与地方志编纂风兴起同步。二是编修覆盖面广，既有天童乡志，又有村志，且遍及6个村。目前所见多数是零星的村志编纂，同一区域乡、村志均完成编修的案例十分罕见。三是克服困难多，贺小康作为民间乡贤，在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能够独力完成如此大量且繁复的乡村志编修工作，可视作地方志工作者的优秀典型。

　　“村村修志”是本世纪初提出的全覆盖式修志实践活动，约始于青岛市崂山区、广州天河区。简单说来，即区县镇下的每个村都编修村史、村志。至2021年初统计，村村修志在全国共有10个地级市、109个区县试点成功案例。目前，四川、江苏等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村村修志活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鄞县天童乡就实现了村村修史志目标，着实让人兴奋。相信未来可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推广。

　　贺氏修史志的事迹，早在80年代中叶就曾有报道。他本人写过《对初编〈天童乡地方简史〉的粗浅认识》，对所修乡史有过系统的总结。2013年起，媒体再次关注到“八旬老人修村史”事迹。但至今未见对贺小康修村史志活动有过专题的系统学术研究。笔者拟重点从村村修志角度梳理其修志实践，且将贺氏在天童地区编修史志的方法概括为“天童经验”，分析其利弊，汲取经验，希望有助于加快“村村修史志”步伐，为全国的乡村文化塑魂事业贡献力量。

　　贺小康（1926—2020），现属鄞州区东吴镇人，为合并前的天童乡下三塘村贺家人。贺小康出生于贫农家庭，由于家庭贫困，只在村中读至初小。16岁时，经亲戚介绍，贺小康到宁波江东生祥米行当学徒，米行老板教他读书习字，学《幼学琼林》及应用文。不久，兼做账房先生。1949年5月，米行闭歇，他回家务农。1950年，贺小康参加土地改革，任村统计员。1963年3月调回天童人民公社任文书，后兼任会计辅导员，直至1986年6月退休。退休后，贺小康专注于天童地方史编修。

　　贺小康是缘何自发地走上乡村史的编修道路的，这值得充分探讨。由贺氏的自我总结中，可窥见三点：其一是问题引导，由同事间的“谈史”引发了贺小康的“疑史”。其《自传》中这样描述：某个秋天的傍晚，贺小康陪友人游天童寺回来，友人突然问，到底是天童寺的历史久还是天童老街的历史久？由是，贺小康萌生了编修《天童地方志》的想法。由此可知，贺小康是为了厘清地方史而切入乡村史编修的，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意识。

　　其二是材料引导。贺小康在报刊中读到老一辈家写“回忆录”，启示他有三十余年在本地区工作的锻炼和实践，这或为修史提供了可能。传统的地方志编修主体是依政策施行，属任务导向型；而贺小康作为有十余年档案管理经验的乡文书，掌握充分的资料，属材料导向型。丰富的资料积累赋予贺小康编纂村史的优势条件。

　　其三是乡土情怀。贺小康提到：“我是天童人，故乡的山水给我哺养成长，以我浓厚的乡情（爱）乡情感促进我编写这项《地方简史》。”故贺氏修史还有一动因是源于朴素的爱乡情感，期望以自身努力回馈乡梓。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贺小康不断积累素材、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逐步踏上天童乡村史的编修之路。

　　据《自传》，早在1975年，贺小康就着手收集档案资料、查找县志、访问老农，准备编修天童乡史。如果这条记录可靠的话，则贺小康修乡史之路，早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方志编修活动，可能要从20世纪50年代末兴起的社史、村史、厂史、家史“四史”编修运动入手来思考。从50年代过来的贺小康，显然是熟悉“四史”编写活动的。这是他将所编修作品称为乡史、村史、厂史的原因所在。

　　1979年秋，贺小康首成《天童地方志》。1982年夏开始，贺小康逐章逐节地修改，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天童地方史集》，也称《天童乡史》，“有五万六千字”。1983年春，改名《鄞县天童乡地方史简编》，受到县、社领导同志的肯定与赞赏，相关媒体发表了新闻报道。1983年7月，贺氏又完成《鄞县天童乡地方历史事实考证》，主要记载1949年到1983年8月天童乡组织机构沿革和主要职能活动两部分内容。1983年11月，《鄞县天童乡地方史简编》终于定稿。1984年5月5日，贺氏乡史得到鄞县县委办公室的肯定：“在一个乡编写地方史，对全县来说还是一次初步的尝试。”又说：“可以寄望，借鉴天童精神，全县范围内会有更多更好的乡史出现。”1984年9月，《天童地方志》改成后定稿。全书126页，约9万字，共有7章，分别详细介绍天童的地理历史、、经济、文教、卫生、新中国成立后各行业发展以及旅游胜地与民间赛会的兴起等种种情况，并立附记介绍大队、水库、林场、杂录状况及补充了一些重要表格。

　　厂史的编修可看作贺小康探索模版化编修路径的肇始。1985年8月，贺小康着手编写天童乡的大型集体企业——宁波化工阀门厂厂史。厂史于1986年6月定稿。书中介绍自1966年秋冬至1986年底宁波化工阀门厂的发展状况，共分3章、14节，计85页，约52万字。较为详尽地描绘了宁波化工阀门厂从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白手起家，到逐渐成长为一个粗具规模、欣欣向荣的乡镇企业的过程。

　　1986年，贺小康退休，应勤勇村之邀，决定为该村编修村史。自此至1990年，前后5年时间，贺小康连续编修完成天童乡6个村落的村史志，实现了该区域村村修史志的目标。

　　由目前全国范围的“村村修志”工程来看，要实现这一既定目标，无一不需要政府及各文化部门的通力合作、科学合理的工作步骤、资金支持等因素。而贺氏民间修史能够获得成功，与其个人的积极投入与编修方法是分不开的。笔者探究其修史历程，将其编修方法概括总结为乡村史志编修的“天童经验”。早在1983年4月的鄞县档案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类似说法。而后贺小康写下《对初编〈天童乡地方简史〉的粗浅认识》，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笔者进一步提炼其内涵，主要为以下四点：乡先生操作、借鉴史志体、模版化编修、档案与口述相结合。

　　乡先生，古时尊称辞官居乡或在乡教学的老人，今日可指生于此或居于此之本土文化人士，包括乡村两级机构中的工作人员、乡贤、乡村中小学老师及其他相关的文化工作者等。乡先生编修乡村史的优势有二：一是地近时近、熟悉情况，大脑中有丰富的过往记忆；二是有情感利益，直接与个人及熟人群体相关联。乡村史编修，空间小、数量大，宜充分发挥本土人才。

　　贺小康就是乡先生的一例典型，作为天童乡文书，在修史时充分发挥了“当地人写当地史”的地域优势。另外，由于贺小康对各村干部、农民等都比较相熟，有利于充分开展社会调查。同时，贺小康还熟悉档案材料。他在《自传》中提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对档案工作重视，各乡镇配备兼职档案员，建立档案室，配有档案箱和橱，将历年积存的分散的文件资料整理好、分门别类、编写目条，装订成册，分年份入橱保管。并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每月召开档案工作会议，领导讲话、经验交流，有时候还会到先进单位去取经。这些经历提升了贺小康对于档案的认识和整理水平。在档案视野下进行历史书写，能够充分整合、分析、利用现有资源，为乡村史编修打下基础。

　　乡先生操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有的乡先生难免文墨不精或由于缺乏编修经验，往往不知如何定体例、裁文章。贺小康也同样面临这些问题，故在修史时经历了艰辛的探索，才终于取得成绩。如果能提供平台、模版、流程，引入专家来指导，可更好地发挥乡先生的作用。

　　史、志二体虽然同属区域书写形式，但实则有着明确界限。公众史学严格区分村史和村志，虽然都是以“村”为单位构建的历史载体，但村志属于地方志系列，村史属于地方史系列，二者的目标、体裁、内容都有差异。然20世纪80年代初，基层地方史志书写尚处于起步阶段。贺小康这类独力编修的民间力量，更是缺少范式，只能依靠自身摸索。贺氏的修史理念在《天童地方志》完稿后的总结中可以窥见：“编写地方简史时，应以编纂体为主、论述体为辅，将收集来的资料进行多次、反复加工整理，系统地汇集起来。在体例编排上，应以问题为主，结合时间顺序，分别地将几种体例互相配合运用，并要根据材料多寡、内容繁简，设置不同类目和层次，并提高层次的逻辑性、科学性，使地方简史编排成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以便使用。”

　　可以看出，贺小康对于史、志的概念区分是较为模糊的。这导致一方面，他在命名上举棋不定，对于天童乡史，他先后用了《天童地方志》《天童地方史集》《天童乡地方简史》《天童乡地方史简编》等名称，还有人称为《天童乡社史》。另外，在体例选择上也并未严格设限，而是杂糅使用。从现存作品来看，他基本采用方志体，模仿县志并略加改革，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打造他所理解的乡史、村史，最后形成一种名“史”实“志”体。这种略显凌乱的设置，贺小人也有所察觉，他在《天童地方志》中提到在乡史体例设置中有待改进之处，如勤勇村、下三塘村史和杂录等处有重复应删去；有些套话和社队企业一节，文字冗长，可精简些；同时对历年统计附表较多，需另设“专辑”为宜。在村史体例上，《勤勇村简史》的体例设置可看作是贺小康的初探索，此时的结构设置仍较为繁复，后经过部分调整，减少冗余。后五部村史的体例在《勤勇村简史》的基础上有所精简，更接近志体。

　　名“史”实“志”，正是由村史而村志转型的表现。贺氏修志天然受到“四史”运动的影响，然而在构思编写乡史、村史时，无样本可考，只得借鉴地方志体，这正顺应了彼时全国初兴的地方志编纂之。